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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大火焚烧了二十五年后，我居住的城市里高楼如树一样稠密，立交桥错综复杂地缠绕在城市的关键部位，夜晚潦草的霓虹灯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地闪烁着与历史无关的物质光辉。

在整个城市都在为一部美国大片面红耳赤心惊肉跳的某天下午，我见到了在省妇联工作的田英，田英现在主编一本有关时装流行色以及女性生理保健方面的刊物。

田英坐在棕色的真皮沙发椅里向我叙述了二十五年前跟我爷爷对话的全部细节。

我爷爷家原是三乡十八村的首富，拥有六百亩田产和一个中药铺一个“炕鸭坊”

，民国后曾祖辈抽鸦片家道日益衰败，至我爷爷辈家中已经田产卖尽，不名一文，爷爷成了一个流浪四方的乞丐，终身未娶。

土改时爷爷回到本乡分得两间草屋一亩四分地，先后收养了姑姑和我。

定成份时，爷爷找到戴黄军帽背三八大盖的土改工作组，爷爷说，“以前我们家是大户，怎么能定我贫农呢。

求你们看在我祖上的份上，能不能给我一个地主？”

1998年12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从一家新闻单位调省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在填写《干部调动登记表》时，我在“家庭出身”

一栏里填上了“地主”

。

人事处长换了一张表给我，他说，现在已不用地主、富农这些名称了，填“农民”

就行了。

新的表格中已经没有家庭出身这一栏了，还剩下一些旧表格不用完有点浪费。

我重新填表，认真写上“农民”

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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